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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日期:2008年11月14日 作者:李春雷 有3634位讀者讀過此文 【字體:
報告文學 《木棉花開——任仲夷在廣東》

《木棉花開——任仲夷在廣東》

      到廣東上任的時候,他已經66歲了。面皺如核桃,發白如秋草,牙齒全部脫落了,滿嘴盡是贗品。心臟早搏,時時伴有雜音,膽囊也隱隱作痛。但他顯然還沒有服老,171米的個頭,80公斤的體重,敦敦實實,走起路來,風風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響。
  省委門口有一個副食店,每天凌晨3點鐘,黑黝黝的寒風中,市民們揣著魚票、油票、糖票等花花綠綠的票證,開始在這里排隊搶購。什么物資都缺,廣東產魚,廣東人更喜歡吃魚,可市民們每人每月只有5角錢的魚票,還不能保證供應。副食店730分才開門營業,買魚的隊伍長長的,比魚還多。排在前面的阿公阿婆太困了,要回家再睡一覺,就放下一個替身:一把凳子,一頂帽子,或一個菜籃子……
  幾天后的一個傍晚,他又來到了深圳的文錦渡口。放眼望去,河對岸就是英國政府租管的香港,高樓大廈,燈火璀璨。而自己這邊呢,黑燈瞎火,四野無聲。
  就在一年前,這里曾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大逃港事件。十數萬饑民扶老攜幼,面對著荷槍實彈的邊防軍,冒死闖關,出逃香港。一位村黨支部書記向著黑壓壓的人群哭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因為跑過界河的人群中,還有他患難的妻子。但隔著界河拋過來的卻是一句比石頭還要生硬冰冷的詛咒:“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黑格爾稱中國歷來就是一個“災荒之國”,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農民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凄慘。
  枯黃的秋風吹亂了他的滿頭白發和滿心愁霧。
  這一頂白發,這一腔愁霧,就是198011月的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瘋狂的年代過去了,苦難的中國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軌道,而瀕臨香港、澳門和臺灣的廣東省還是一片低地。長期以來的戰爭思維,國家在這里基本上沒有工業項目投資;交通更是落后,京廣鐵路在廣東境內竟然全是單線。從廣州到珠海、深圳,中間都要轉乘四、五次輪渡,需要花費一天的時間;農業也不行啊,是全國最大的缺糧省份,雖然國家每年調進5億公斤,但仍是饑腸轆轆,路人相聞。1979年全省工農業生產總值人均只有520元,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數字636元。還有一個數字更讓粵人汗顏,偌大的廣東省,面積是香港的200倍,而每年的創匯總量卻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與臺灣相比,更是無法同日而語。
  臺灣海峽對岸的蔣經國一直在宣稱,讓共產黨劃給他兩個省,看看國民黨的治理水平。香港、澳門也像兩顆復雜的眼睛,在冷眼觀望著這一塊沉浮未定的大陸。
  也許正是這諸多的原因,中央政府才下決心在廣東試辦特區,先行一步。于是,就選派了他。
  應該說,在共產黨的高級干部里,任仲夷是一位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經濟的通才。青年時代他在中國大學攻讀的專業就是政治經濟學;抗戰時期,他就主編了黨內第一本《政治經濟學》教材;建國后長期擔任黑龍江省委書記,他的政績至今仍活躍在松花江畔;主政遼寧三年,這個“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不僅政局平穩,經濟發展更躍至全國三甲之列。
   可他畢竟已經年近古稀,又是第一次來廣東,這一片土地,能接受他嗎?
    
省委大院里植滿了榕樹,這南國的公民,站在溫潤的海風中,懸掛著毛毛茸茸、長長短短的胡須,蒼老卻又年輕,很像此時的他。
    
但他似乎更喜歡木棉樹,高大挺拔,蒼勁有力。忽地一夜春風,千樹萬樹驟然迸發,那碩大豐腴的花瓣紅彤彤的,恰似一團團灼灼燃燒的火焰,又如年輕威武的丈夫,用剛健的臂膀挽著嬌美的新娘,雖然來去匆匆,卻也轟轟烈烈……
  他的血液像珠江一樣奔騰起來。
  他摸了摸滿頭秋草,似乎那是蓬蓬勃勃的南國春芽……

查閱中國統計年鑒1978年廣東省的經濟總量為185億元,列全國第23位。可僅僅到任仲夷離任的1985年,廣東已經赫然位居榜首。短短的幾年時間,這是一個怎樣超常規的跨越!
  20多年后,回味那一場不太遙遠的戰爭,好多故事仍然令人瞠目結舌,不可思議。
  放開物價、市場經濟、私營企業、出讓土地、政企分離、股份制、外資銀行……在那個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年代里,這一切都無異于玩火弄險,又無異于霧中疾行,而路途中又是一個個隱蔽的雷區,隨時都有可能被炸得人仰馬翻……
  20078月,我應邀到廣州采訪豐田汽車公司,晚上和廣東作家吳東峰、鮑十諸位喝茶,聊及廣東經濟已超越香港、新加坡和臺灣時,話題自然而然地談到了已故的任仲夷先生。吳東峰兄感嘆道,任仲夷是廣東的恩公,實在應該寫一筆。此時,窗外桂蘭氤氳,室內茶香濃濃。我心內猛然一頓,似乎感應到了一個使命的召喚。
  在哈爾濱,我曾聽到關于他親手研制和推廣冰燈的傳說,那里的人們至今仍然尊稱他為“冰燈之父”;我也去過遼寧,他冒險為烈女張志新平反的故事更是婦孺皆知。其實,在座各位并不知曉,我與任仲夷本是同鄉,相距不過百里,他的傳奇在我們冀南一帶也早已廣為流傳。
  于是,年底的時候,我再次趕到羊城,開始了有關任仲夷的采訪。

很多廣東人至今仍能清晰地記得當年的“魚骨天線”風波。
  經濟狀況稍稍好轉,廣東沿海地區的不少家庭開始有了黑白電視。可有了電視卻沒有可看的節目,大陸電視臺節目頻道少,信號不穩,且播出時間太短。很快,不知誰發現了一個好看處,那就是香港電視節目,只需要一根帶有放大器的魚骨架形天線,用竹竿伸進天空,指向東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美味的食品,漂亮的服飾,歡快的主持人,批評總督的辯論,自賣自夸的廣告,還有鄧麗君的情歌,戀人的擁抱和接吻……哇噻,香港人竟然是這樣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原來就是這般模樣?
  一時間,家家戶戶效仿,很快就普及到了整個珠江三角洲。連廣州市的高高矮矮的樓頂上也發豆芽般地長出了密密麻麻的魚骨天線,像向日葵一樣,仰望東南方向。
  當時正值全國輿論開始猛烈圍攻廣東的時候,“魚骨天線”事件不啻是火上澆油,再次引爆了海潮般的譴責聲,又趕上中央主抓意識形態的負責人正在醞釀發動“排除精神污染”活動, 廣東更成了眾矢之的。
  “香港電視每分每秒都在放毒!”
  “廣州已經香港化了!”
  高層某領導公開批評“廣東變修了,變爛了!”有關部門更將此定性為“反動宣傳”,必須“堅決打擊,依法嚴懲”。不少內地城市甚至打出了“反對廣州的精神污染”的標語。
  “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屬于意識形態的高壓線,是當時最敏感的政治問題。迫于壓力,廣東省委、省政府緊急制訂措施,嚴禁收看香港電視,對違反的黨員干部進行嚴厲處分,并嚴令各地派出工作組,動用消防車逐村逐戶地強行拆除。特別是每每有中央領導人蒞臨廣州,位于東莞某地的一個大功率干擾電臺就會施放出強烈的干擾信號,使整個珠三角地區的電視屏幕里飄滿茫茫大雪。
  老百姓竟然想出了一個當年對付日本鬼子的辦法:空舍清野。工作組未進村,消防車剛出動,家家戶戶的“魚骨天線”就快速地撤下來,夜幕降臨之后,再悄悄地送上屋頂,當地人稱之為“晚上升旗,早晨降旗”。有的黨員干部家庭被查住了,也有解釋:“孩子老婆不是黨員,他們覺悟低,是他們看的。”無法處分,只能收繳。但僅僅是在當天晚上,另一架魚骨頭就伴隨著惡毒的咒罵聲再一次升上了天空。
  群眾罵聲如蟬鳴蛙鼓,魚骨天線似春樹滿山。于是,全省各地的數百輛紅色消防車,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出擊,疲于奔命,焦頭爛額,各地收繳的魚骨天線像柴垛一樣堆成了小山,又成噸成噸地賣給了煉鋼廠。
  外商們意見更大。此時,佛山、南海、江門、中山、順德、東莞和惠州一帶的“三資企業”正在漸成氣候,無數的港、澳、臺客商及東南亞華僑資本如過江之鯽,紛紛來穗試水。他們都在駐足觀望:連香港電視也不讓看,還算什么經濟特區?我們的生意怎么做?我們的信息哪里來?我們的娛樂何處尋?
  魚骨天線,恰如魚骨在喉,頓時成為任仲夷最為棘手的火辣辣的難題。
  廣東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張作彬告訴我,當時的省委真是左右為難,中央三令五申,嚴禁收看,堅決拆除,而城鄉群眾怨聲載道,情緒激烈。長期下去,不僅進一步激化干群矛盾,而且將嚴重影響外資的進入。任仲夷苦思許久,終于下定了決心。一天,他打電話把張作彬找去,給他布置了一個特殊的任務。
     1983
5月上旬的一天,張作彬帶著兩名干事,悄悄趕到深圳,住進了臨近香港的一家旅館里,專門找了一臺信號清晰的電視機,三天三夜沒睡囫圇覺,把香港電視所有的節目一一記錄下來,并寫出了一份調查報告,交給了任仲夷。報告中分析,香港兩家電視臺的電視劇和綜藝節目,是為了迎合一般香港市民的口味而設計的,比起還處于起步階段的大陸電視劇和文藝節目,自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而知識分子喜歡的是香港電視臺快捷的新聞,尤其是那些轉自CNNBBC的快訊,中央電視臺要么沒有,要么隔一天才能看到。低俗無聊的節目時有所見,而黃色和反動的宣傳幾乎沒有。

幾天之后的一個上午,任仲夷來到省委宣傳部,召集宣傳文化系統負責人開會,正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采訪時,我想方設法找到了這份當年記錄的講話稿。
  在這份約5000字的講話里,他主要談了兩個問題。一是不提倡看香港電視,要與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就是要千方百計辦好自己的廣播電視節目,豐富群眾的文娛生活。
  正是在這個講話里,他第一次提出了那個著名的觀點:“排污不排外”。 自覺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但決不能因噎廢食,籠統地反對一切外來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對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文化成果,我們不僅不能排斥,還應當積極地吸收借鑒。
  在整篇講話里,對于拆除魚骨天線和干擾香港頻道,他只字未提。
  就在此后的不長時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來到廣州,住進了珠島賓館。按照慣例,服務員把他房間電視的香港頻道全部鎖閉了。任仲夷發現后,馬上吩咐把所有的電視頻道全部打印出來,放在電視機旁邊,方便客人選擇收看。
  連續幾天,胡耀邦始終沒有提出什么意見。
  從此之后,香港電視在任仲夷的任期內再也沒有受到強行干擾,魚骨天線也成了南粵大地一道獨特的風景,在悄悄地卻是猛烈地發酵著傳統的嶺南意識……
  正是這個時候,發酵的珠江三角洲像一個碩大無朋的香噴噴的蛋糕,依靠毗鄰港澳的獨特地理優勢和僑鄉眾多的人文優勢,以較低的土地價格和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吸引了大量外資的直接進入,尤其吸引了港澳臺制造業的大規模轉移,以“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制作、來件裝配、補償貿易)為主要貿易形式的外向型企業迅速遍布城鄉,如春風野火,熊熊燎原,形成了星河般繁密的群落,掀起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一輪經濟大潮……

搬掉羅湖山,填平羅湖洼地,是深圳特區建設的第一項大工程。可剛剛開工,就遇到了種種人為難題,任仲夷不得不親臨現場融通。
  正是從這個問題中,他又發現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特區的領導班子不夠協調團結,靠這個班子打不開局面,更別說“殺出一條血路”了。經與劉田夫、梁靈光、吳南生等人協商后,決定馬上動手調整。
  經過多方考察后,他認定省委常委、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是最佳人選。
  身材魁梧的梁湘是軍人出身,建國之前即隨葉劍英南下接管廣州,他不僅是一位具有開拓精神的實干家,還十分熟悉城市管理和經濟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溢著一種飽滿的理想主義激情。
  但62歲的梁湘畢竟是一位老資格的省級干部了,而且性情剛烈如火。他明確表示不去深圳,愿意繼續留任廣州。
  反復談話,梁湘仍不情愿。不少資料在敘述這一段歷史時,都記載了一個相同的情節:梁湘曾為此與習仲勛大吵一架。這應是筆誤或者是以訛傳訛,因為習仲勛此時早已離開廣東工作。如果有此事,吵架的對象應是任仲夷。這的確是一個頗具戲劇性且無比珍貴的文學細節,只是缺少鮮活文字的詳細描述。采訪時,我曾刻意搜尋,但因為兩位當事人俱已作古,當時無人在場,筆者又不能妄自虛構,所以只好望風而嘆了。
  不過,任仲夷并沒有輕易放棄,他再一次地約見了梁湘。
  這一次的談話,他的秘書琚立明正好值班。那是19811月的一天晚上,心事重重的梁湘步履蹣跚地走進了任仲夷的辦公室,這可以從他的滿臉愁云里看得出來,也可以從他上樓時拖沓遲緩的腳步聲中聽得出來。任仲夷微笑著從座位上走出來,與梁湘握手后,又親自為他沏了一杯熱茶,而后就隨意地坐在了旁邊的一把竹制躺椅上。
  據琚立明回憶,一直到凌晨時分,任仲夷辦公室的門才緩緩打開。他進去的時候,兩人的正式談話已經結束,原本詼諧幽默的梁湘又回復了本性,他似乎剛剛講了一個廣州時下流行的笑話,任仲夷猛然“哈哈”大笑起來。他仰躺在竹椅里,一前一后地晃悠著。雪亮的燈光下,渾圓的銀白色的笑聲在四壁間清脆地撞擊著、回響著,他頭上的絲絲白發也仿佛是一綹綹導電的鎢絲,在閃爍著明晃晃的光澤。
  19812月,梁湘慷慨赴任。
  隨后,任仲夷又從各地選調一批專業對口、德才兼備的精銳干部,為深圳特區打造了一個特別能戰斗的領導班子。
  從此之后,深圳特區建設踏入快車道,開始上演一幕幕驚天活劇!
  但是,一切都在試驗探索,樊籬重重,荊棘遍野,跨越常規,沖破體制,特事特辦,很多創舉連最高決策層也無法表態,這就使得深圳的道路顯得格外地血腥和驚險。
  1982年春天,深圳市政府與外商合資開發土地,并出臺了相關地方法規。一時間,輿論如鞭似刀,黑云壓城,“深圳除了九龍關門口仍掛著五星紅旗,一切都已經資本主義了”,“姓梁的把國土主權賣給了外國人,是賣國賊!”……正在這時,中央針對廣東開展了大規模的反走私斗爭,而深圳又深陷其中。更讓人驚駭的是,中央有關部門還專門下發了一個白頭文件《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直接針對深圳,使得政治氣氛驟然緊張!在高層會議上,某領導人甚至聲言“要收回失地”,“要殺一批頭”。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廣東海豐縣委書記和一名副書記就被槍斃了……
  向來敢說敢干,敢冒風險的硬漢梁湘此時也膽怯了,常常緊鎖雙眉,沉默不語,緩緩踱步,狠狠抽煙。
  梁湘當年的秘書鄒旭東清清楚楚地記得,就在這氣氛最為肅殺的一個多月里,平時很少親臨的任仲夷竟然連續三次來到深圳,時間分別是22日、218日和36日。每次到來后,除與市委領導班子全體成員見面外,重點就是與梁湘談話。最后一次談話是在任仲夷下榻的賓館房間里,關著門,吩咐誰也不許打擾,一直談了3個小時。兩人談了什么內容,誰也不知道,但送別任仲夷時的場面大家都印象深刻:兩人緊緊握手,相視無言,一個笑靨如菊,一個滿面春風。
  從此之后,梁湘如釋重負,依然故我。
  地球人都知道,正是在這短短的幾年時間內,深圳以她特有的“深圳速度”,從一片偏僻的小漁港蛻變成為一座繁茂的大都市,成為面向世界的最靚麗的東方形象……
  幾年后,67歲的梁湘悄然卸任。站在市府大樓門口,面對著近千名依依不舍的深圳人,他滿眼淚花,哽咽著說:“如果我必須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這個地方!”那一天陰云密布,電閃雷鳴,但所有的人都黯然不動,任憑冷雨澆淋。梁湘汪然出涕,猛地扔掉雨具,雙手抱拳,大聲鳴誓:“我在此先立下遺囑:死后骨灰安葬在梧桐山上!”說到這里,整個深圳淚流滂沱,嚎啕失聲。
  歷史已經證明,梁湘是這座城市的英雄!而成就梁湘的正是任仲夷!
  他們之間肯定有著太多的故事和秘密,只是可惜無法探知了。但有一個細節讓我感慨不已:多年以后,梁湘病重,八十多歲的任仲夷不顧年老體衰,多次親趨探望。病危通知書下達之時,任仲夷正在醫院輸液,聽到消息后,他馬上拔掉針頭,執意讓家人攙扶著,趕到病房,緊緊握住梁湘的手,無語凝咽,老淚縱橫……
  在采訪中,我還聽到一個任仲夷和袁庚的故事。
  深圳騰飛的同時,位于其西部一隅的蛇口工業區也以驚世駭俗之舉引起社會矚目。蛇口工業區隸屬于國家交通部,管委會主任袁庚也是一位老干部,曾任中國駐印尼雅加達總領事館領事、交通部招商局常務副總經理,此人有膽有識,敢作敢為。任仲夷經過多方考察后,深知此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干才,考慮到特區工作過于繁重,而梁湘又身兼兩職,便以省委的名義向中央推薦袁庚擬任副省長兼深圳市市長。中央組織部經過相關程序后,同意省委意見,并頒布了任命。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袁庚竟然拒不赴任。他表示蛇口的改革試驗剛剛全面啟動,自己不愿離開。另一個原因是自己與梁湘性格相近,一山二虎,恐生矛盾。更主要的是本人無意為官,決心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作一些實質性的探索。
  任仲夷經過慎重考慮后,理解并同意了袁庚的請求。后來又反復向中組部解釋,最終收回成命。
  不久之后,任仲夷主持省委常委會,專門為蛇口工業區制定了一個“31號文件”,賦予四大特權,使之成為中國大陸上第一個真正實現政企分離的企業,為袁庚的改革掃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為中國最先鋒也是最鮮亮的“改革試管”。
  如果說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皇冠,那么蛇口就是這頂皇冠上的明珠。
  深圳和蛇口,梁湘和袁庚,相互避讓,相得益彰,成為一段歷史佳話。

那一年,青澀男孩鄭炎潮還是華南師范大學的一位在讀研究生,專業是經濟學。
  這時候,他用自己的眼睛驚奇地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馬克思經典著作與廣東現實之間竟然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按照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界定,個體經濟的雇工不能超過8人,超過這個數目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其性質是資本家剝削。根據這個論斷,國家對個體經濟的幫工和學徒數目進行了明確規定,不允許超過雇工8人的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但是,廣州的現實情況卻是大相徑庭,幾百年通商口岸的歷史在這里積淀了豐厚的經商傳統,政治氣候稍稍回暖,以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等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個體戶已在街頭巷尾星火重燃。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與港、澳地區聯系的增多和外資企業的逐漸進入,以服裝、皮具、電器、餐飲等行業為主的大量家庭作坊和私營工廠的規模越來越大,雇工數目何止8人,有的已經突破80人,甚至800人。這是一種什么性質的經濟呢?他們都是新興的資本家嗎?
  此時,“私”字在中國還是一個讓人談虎色變的名詞,官方理論界仍然堅持馬克思的說法,言辭很是霸權,甚至殺氣騰騰。他們說,個體企業的再擴大就是私營化,而私營化就是私有制,私有制就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經濟,允許私有制經濟發展,中國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這時,1981年12月30日,國務院又出臺了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規定,輿論界蔑視其為“盲流”。
  面對這種現狀,鄭炎潮很是擔心,但這個課題卻又強烈地吸引著他。于是,這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研究生在畢業論文里悄悄地列出一章,開始專門探討。他走街穿巷,對廣州市超過8個雇工的個體企業進行了大量調查,為這種新興的經濟形式定義了一個名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無疑,這個概念太敏感、太越軌了。論文答辯前夕,導師明確告訴他,這一章必須放棄,如不放棄,答辯肯定不能過關,他也不能畢業,更分配不了工作。
  鄭炎潮很迷茫,很痛苦,也很不甘心。這時候,他偶然聽到一則消息: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很重視個體經濟的發展,最近曾要求廣東學術界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于是,19825月的一天,他突發奇想,把這一敏感的章節單獨抽出來,買了一張8分錢郵票,用平信寄了出去。
  讓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僅僅幾天之后,任仲夷的電話就來了。
  任仲夷的電話是親自打給學校研究生院辦公室的,說要找小鄭。辦公室人員根本沒想到對方就是省委第一書記,說小鄭不在,有什么事我們轉告吧。任仲夷說這個事可沒法轉告,我要和小鄭本人見面談談。于是就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讓鄭炎潮晚上與他聯系。
  那一天晚上,這個平時羞與人言的農家小伙子忐忐忑忑地撥通了省委第一書記辦公室的電話。
  “您是任書記吧?”
  “是啊。”
  “我是鄭炎潮,您打電話找我嗎?”
  “是啊,我打電話找不到你呀。”
  “您有什么事嗎?”
  “你的論文,我收到了,感覺非常好,我想約你談談這個事,你有沒有時間來?”
  “好啊,我也想請教您啊。”
  “明天來吧,怎么樣?我接你過來。”
  “不用接,不用接,我自己坐車就行了,我知道您在省委。”
  “你不用自己來,我派車接你。是我請你的嘛,怎么能讓你自己來?”
  鄭炎潮的心激動得“嗵嗵”狂跳,他不敢想象省委第一書記的專車到學校接他會引起什么后果,他只是不想讓別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就在電話里結結巴巴地解釋著,堅持要自己去。最后,任仲夷只好同意了,并告訴明天下午3時在省委辦公樓三樓辦公室等他。
  談起那一天,鄭炎潮永遠記得。
  第一次走進省委大院,而且是面見省委第一書記,對于這個鄉下出身的孩子來說,實在是太離奇了,太緊張了。當走進那棟神秘的辦公樓時,他愈發地雙手顫抖,心如撞兔。他被領進了一間寬大且簡樸的辦公室,一位滿頭白發滿臉皺褶的老者微笑著迎了出來,拿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握著。當他明白這一掌溫暖,這一泓微笑就是任仲夷時,心底那一只驚慌的兔子竟然倏忽不見了,他猛地感到面前這位慈善的老者極像自己鄉下的父親。這位慈善的父親告訴他,自己46年前上大學時,專業也是經濟學,自己也曾對理論感興趣,后來在戰爭間隙還寫過一本書叫《政治經濟學》……他們的話題就這樣徐徐展開了。
  原來,以任仲夷為首的廣東省委,對新興的個體經濟和雇工經營不僅沒有任何“制止”和“糾正”,而且一直在努力為其爭取著合法地位。上一年底,廣東省工商局就出臺了全國第一個鼓勵支持個體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就在十多天前,佛山市還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個體勞動者協會。
  鄭炎潮結合調研資料和一些具體案例,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闡述。
任仲夷說:現在對于個體經濟,只能扶持不能壓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頭上始終懸著一把“資本主義”的達摩克里斯之劍,那還怎么發展?馬克思關于個體經濟有一個“8人規定”,但是到底超過雇工8人的個體經濟應該叫什么?我們也沒有想好,剛好看到你的論文,這在理論上是一個重大突破和創新,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依據,我支持你!我們還要圍繞你的這些觀點,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一個正式的名字,就叫作“私營經濟”怎么樣?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從此,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正式誕生了一個全新的名詞:私營經濟。
  接著,任仲夷深深地嘆了一聲:“在中國搞學問不容易啊,有風險。”
  “是啊,導師提醒我有麻煩,答辯可能過不了關。”
  “你已經超出了馬克思的書本,人家說你怎么樣你就怎么樣,說你反馬克思你就成了反馬克思。”
  “我沒有反啊,馬克思也主張解放生產力,列寧還有‘新經濟政策’呢,為什么我們不能借鑒呢?”
  “不過你不要怕,時代在進步,你要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選準自己的研究方向。選準了方向就要堅持下去,堅持自己的學術品格,不要為任何非學術的評價所動。”
  ……
  窗外的木棉樹在靜靜地諦聽著,思考著。
  談話時,任仲夷的眼睛一直在慈祥地撫摸著鄭炎潮。據不少見過他的人說,任仲夷相貌清奇,最奇迥的就是那一雙凸出的大眼:憤怒時獵獵如火,靜思時深邃如淵,興奮時明亮如燈。文革時,造反派畫漫畫,就抓準他這個特點,三筆五畫,就是一副肖像。多少年后,鄭炎潮永遠銘記著那一雙慈祥的眼睛,熱熱的,亮亮的,像一盞燈,在他的心底溫暖了幾十年。
  這次談話之后,鄭炎潮的論文答辯順利過關。畢業后,他也走上了經濟研究之路,直至成為一名廣東優秀的經濟學家。
  這一年,廣東省進一步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的措施,并組建廣東省和廣州市個體私營協會,同時劃分皮具、服裝、美容、飲食、眼鏡等行業分會,西湖路燈光夜市、一德路咸雜干果市場、文園電器城、番禺易發商場等專業市場紛紛成立。
  “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一時間,廣州成了個體私營者的天堂,成了試水者冒險家最早的樂園,大街上擠滿了操著南腔北調,提著大包小包的外地批發商……
  喇叭褲、牛仔裝、運動鞋、電子表、計算器、燙發頭、迪斯科、鄧麗君……“廣式潮流”引發的蝴蝶效應,像春風一樣吹綠了全國城鄉的角角落落,為正在從動亂和貧窮中走出的12億國民送上了第一束五彩繽紛的時尚之花。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85年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個體私營從業人員已經超過500萬人。
  這五百多萬名個體私營企業雇工,連同“三資企業”里的數百萬打工仔一起,共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第一輪中國民工潮,洶涌澎湃,直至今天。
  他們為傳統的中國帶來了時尚,帶來了財富,帶來了活力,也帶來了方向……

那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時節,一棵初試天地冷暖的幼苗剛剛出土,或凍死荒郊,或傲霜凌寒,只要挺過驚蟄前的冰雪肅殺,她就是天之嬌子,她就占領了整個春天。
  那是一個意識形態過分敏感的年代,“公”和“私”,“資”和“社”,“左”和“右”,這幾個金屬般生硬的字塊常常在天空中碰撞著,碰撞得火光四濺,錚錚作響,濃霧彌漫,空氣中的每一絲顫動,都有可能引爆一場驚雷和閃電……
  1981年,廣東旅游部門開始組織內地公民香港游,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批驚艷的眼睛。
  也是在這一年,香港歌星第一次來廣州演出。按照多年的模式,歌者只能端莊地站在舞臺上,對著固定的麥克風,像做報告一樣表演。但是這一次卻出了大亂子,唱到興奮處,這位名叫羅文的著名歌星,一把抓過麥克風,拉起電線,在舞臺上邊跳邊唱,指手畫腳,搖頭擺尾,煞是陶醉。這一下引來輿論大嘩,各地報刊紛紛開炮,痛批“資產階級腐朽臺風”。
  炮聲越來越響,硝煙越來越濃,任仲夷不得不出面表態,馬克思怎么說的?難道站著唱就是社會主義,走著唱就是資本主義?我們共產黨的省委應該只管唱什么,不應該管怎么唱。
  東方賓館最早開設了一家營業性音樂茶座,很是火爆。笙歌悠悠中,霓虹明暗里,青年男女在這里唱歌,跳舞,喝咖啡,廣州人開始享受一個個溫馨浪漫的彩色之夜。
  時尚漸起漸盛,街頭巷尾處處飄起了港臺流行的抒情歌曲,濃濃的情歌情調中,款款而行的是燙發頭、喇叭褲、迷彩服、高跟鞋、超短裙……內地傳言成虎:廣州街頭到處是“美軍”(因男青年的迷彩服上襻多、兜多,類似美國軍服)!到處是妓女!內地一位副省長來廣州出差,看到種種場面,氣憤得在旅館里擂墻大哭:“沒想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竟然變成這個樣子了!”還有一位老將軍,更是跺足捶胸,仰天長嘆:“靠這一代年輕人當兵上戰場,我們部隊如何能打勝仗?”于是向中央寫信控訴,痛罵廣東,堅決要求“收復失地”。

19814月,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來廣州督導疏港(因廣東進出口量劇增,港口吞吐量太小,致使不少外國貨輪無法報關,在公海等候,形成國際糾紛),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這位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行者也有些擔心,便正色相勸:“仲夷,還是管一管吧,北京議論很大啊。”
  任仲夷半開玩笑地說:“萬里同志啊,我們要管大事,這些生活小事還是隨他吧。留胡子,我們共產黨的祖師爺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褲有什么不好,我們老祖先在唐朝就開始穿了。至于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嗎?男女并不貼身。我們過去跳交誼舞,可都是男女摟在一起的。在延安時,我們黨的領袖們不是每個周末都舉行交誼舞會嗎?”
  白天鵝是第一個來粵試水的海外來客。
  這是中國大陸出現的第一家五星級賓館,由香港霍英東先生投資,設計樓高四十多層,是當時廣州的最高建筑。可想而知,白天鵝從開工的第一天起,就引起國內輿論熱議:“共產黨怎么能和資本家簽約呢”,“五星級賓館里允許開妓院”……
  白天鵝本來是涉外賓館,服務對象是港澳臺外地客商,可是為了匯聚人氣財氣,1982年試營業時,霍英東決定向全社會開放。于是,門童的斑馬褲、迎送小姐的旗袍、銀制的餐匙、精致的牙簽、室內的瀑布等等都驚爆了廣州人的眼球。
  可好景不長,尷尬事接踵而至。原來不少廣州人此時還沒有見過牙簽、餐巾等一次性用具,順手就牽走了。當時衛生紙在普通市民中還未普及,因此酒店衛生間的廁紙也成了搶手貨,一天就要補上幾百卷。更讓店方痛惜的是,一些男青年穿著時髦的帶有鐵掌釘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隨意踢踏,留下了難以修補的斑斑點點。
  賓館不得不有所規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內,皮鞋掌釘者禁止入內,并在門口專設了拔除鐵掌釘的工具和工作人員。
  這一來,引起舉國訴訟,羊城內外,南北媒體,口誅筆伐,氣勢洶洶地圍攻這一只剛剛出巢的白天鵝:根本不合中國國情,倡導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歧視國人,是舊中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翻版。
  霍英東憂心如焚,悔恨自己投資大陸過于冒險了。
  苦惱中的霍英東決定在白天鵝請任仲夷吃一頓飯,于是便試探著發出了一份請柬。
  身邊人員勸說任仲夷,這種場合還是不要去了吧,一旦出席,明天的香港報紙就登出來了,北京也都知道了。你吃一頓飯,人家就會說你與資本家穿連襠褲,是把兄弟。
  他邊打領帶邊笑哈哈地說:“廣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親兄弟,不僅合穿連襠褲,還同吃一個奶(指同飲珠江水)。今天親兄弟請客,又是一個出名的好機會,我為什么不去?況且,誰規定共產黨的省委書記不能去五星級酒店呢?”
  席間,面對著境內外的新聞記者,西裝革履的任仲夷與港澳各界商人談笑如故友,滿堂生春風。
  霍英東喜出望外,喚來紙筆,請他題詞。他環視大家:“題什么好呢?”稍稍構思,援筆立就,是李白的浪漫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白天鵝起飛之后,李嘉誠、胡應湘、鄭裕彤、利銘澤、李兆基等港商投資的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也先后落戶羊城。接著,連官方的東方賓館也擴建成了五星級。
  1985年,中國公布了大陸第一批五星級酒店,共5家,前4家全在廣州。

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幾乎擊碎了廣東的春天。
  那是1982年的早春二月。
  廣東率先放開物價等幾項大膽的經濟改革引起了各地恐慌,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國內流通渠道里原本十分匱乏的商品物資紛紛流向廣東,周邊幾省驚呼“廣東是特區,我們變災區”,于是在省界各路口設立崗哨,嚴查過往物品和商販。財政、經委、計委、稅務、工商、外貿、物資等國家機關也叫苦不迭,因為當時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而廣東的市場經濟是對全國一盤棋的巨大沖擊。還有意識形態的開化和自由,也讓內地省份視若洪水猛獸、瘴氛瘟疫。這一切,都使得中央高層屢屢震怒,某領導人曾嚴厲斥責:“任仲夷還是共產黨員嗎?”
  風暴在云層里劇烈地醞釀著。
  伴隨著經濟的突飛猛進,廣東沿海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走私現象。于是,走私事件便成了這場風暴的導火索。
  1982111日,中央以2號文件形式下達了一個《中共中央緊急通知》,矛頭直指廣東,言辭之烈,讓人心驚肉跳:“對于這個嚴重毀壞黨的威信,關系我黨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全黨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厲風行地加以解決。對那些情節嚴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據重要職位的犯罪干部,必須依法逮捕,加以最嚴厲的法律制裁。”
  文件下達后,中紀委主要領導立即帶隊進駐廣東,調查辦案。
  不難想象,此時的南粵大地已是山水戰栗,群鳥驚飛。
  事態還在繼續惡化。2月上旬,中央書記處緊急電令廣東所有的省委常委立即進京開會。接到通知,任仲夷大驚失色!本黨對某一個省委采取如此特殊的嚴厲措施,在建國之后還從未有過。
  會議氣氛極為嚴峻,中央大員紛紛發言,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寧可讓業務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因為“文化大革命”后已經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所以就講這場斗爭是“不叫運動的運動”,“決不能手軟!”由于過去對走私罪沒有規定死刑,會上就有人提出要修改刑法,要準備槍斃一批人。某領導人在講話中明確表示,廣東已經變了顏色,過去的租界就是糊里糊涂送給外國人的,經濟特區就像當年的租界。還認為,廣東這樣的地方,是資本主義的熟門熟路,不應當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須用金剛鉆。
  任仲夷兩耳轟鳴,五臟俱裂。
  會議結束后,他扛著一顆覆滿白發的沉重的腦殼,踉踉蹌蹌地回到了廣州。可剛剛坐穩,胡耀邦的電話又急急火火地追了過來,說書記處將會議情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匯報,政治局常委認為廣東的思想還是不通,有些問題還沒講清楚,明確指令任仲夷一個人馬上再次回京。
  這就是社會上傳說的所謂“二進宮”。
  見面后,胡耀邦代表政治局常委再次對廣東進行嚴肅批評,并希望他站穩立場,明確表態。最后,責成他給中央政治局寫出一份書面檢查。
  任仲夷呆若木雞。
  胡耀邦攤開雙手,同情卻又無奈地說:“我都(口頭)檢查了啊。”
  當天晚上,任仲夷回到賓館后,枯坐無言,感慨如海。參加工作近50年,他還從來沒有寫過檢查。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受到過一千多次萬人以上的殘酷揪斗,鞭鞭見血,唾液滿臉。一年冬天,紅衛兵把一桶臭臭的墨汁兜頭澆下,棉襖棉褲全濕透了,他徹底被涂成了黑人。雖然皮肉受苦,臉面受辱,可他的心底是坦然的,清白的。但這一次,他是違心的,扭曲的。作為一個歷經政治運動的省委第一書記,他清楚這份檢查意味著什么。但是,如果不承擔這一份責任,不僅自己過不了關,整個廣東的干部都難逃一劫啊。
  夜色如鐵,冷月如冰。昏黃的燈光,映照著任仲夷亂草般的白發,和亂草般的愁緒。47年前,就是在這里,就是在北京,自己還是中國大學的一名學生,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從此舍生忘死,投身戰火。建國后,從最北端的黑龍江,又到最南端的廣東,兢兢業業為黨工作一輩子,總還算是一個合格的黨員吧,難道中央真的要開除自己的黨籍嗎?他的心在顫抖,在泣血,他哆哆嗦嗦地拿起了筆……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掛念著這一份沉痛的檢查。退休后,他曾多次向有關部門申請,想復印一份,留作永遠的紀念,但至死也未能如愿。
  書面檢查雖然交上去了,但另一道難關卻在廣州等待著他。
  如何向全省傳達會議精神呢?廣東的各項改革剛剛開始,正是如火如荼的時候,如果把會上實況全部傳達下去,勢必會澆滅大家的熱情。還有,會議明確指示要查處一批干部,但他堅信,廣東的干部除極個別害群之馬外,絕大多數是清白的。面對這些披荊斬棘、沖鋒陷陣的親愛的可敬的勇士們,他如何能下手呢?
  幾天之后,全省三級干部大會莊嚴肅穆地開幕了。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路諸侯早就聞知了中央會議的內幕。不少人戰戰兢兢,如臨大難,有的人干脆帶來了行李,準備接受隨時可能到來的審查和詢問。
  但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在會上,任仲夷仍然輕松自若,談笑風生。他在強調“打擊經濟犯罪”的同時,重點強調的仍然是“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希望大家進一步放開手腳。別的省領導私下勸他:“都什么時候啦,還講這些,最近北京的報刊都不講啦。”他說,中央文件并沒有不讓講啊。
  講到大家最為關心的干部處理問題時,任仲夷霍地站了起來,深深地注視著在座的各位,雙目炯炯似火,然后,慢慢地卻是莊嚴地、斬釘截鐵地承諾:“只要沒有往私人腰包里裝錢,而是按照省委部署抓工作的,即使出些問題,也由省委負責,主要由我負責!”
  這時候,整個會場鴉雀無聲,旋即掌聲雷動,淚飛如雨。
  廣東的那一批干部至今都在感謝任仲夷。他們說,如果任仲夷是一個明哲保身的官僚,或者是一個胸懷野心的政客,他完全可以順著高端的旨意,嚴厲清查干部隊伍,進行人人過關,撤職一批,判刑一批,甚至殺掉一批。他自己不僅可以金蟬脫殼,順利過關,而且還可以博取上悅,邀功討寵。如果那樣,廣東肯定會是另外一種樣子,廣東就沒有今天!
這一場風暴總算過去了。但是,有誰知道任仲夷為此付出的是一個怎樣沉重的代價。
    
那一年的秋后,中共“十二大”即將召開,以他的資歷、能力、政績和威望,本來已經被列入中央領導班子的考察人選,并很有可能出任十分重要的職務。但他到廣東后的所作所為,引起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惹惱了一個龐大的保守派群體,他的名字最終被刪除了,并且永遠地被刪除了。
  歷史上的改革者大抵如此,他們在革除社會癰疽的同時,也往往革除了自己。

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在這香香臭臭、坎坎坷坷的霧途中,是任仲夷和嶺南人倔強的背影。
  走私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及有關部門將下放給廣東的外貿進出口權收了回去,內地一些省市也采取措施,把廣東運往各地的許多物資當作走私物品扣壓、凍結。廣東的供銷人員到外省市進行正常的業務活動,也受到冷落,有的還被當作走私分子看待,輕者搜去證件,重者無理扣押,有些省市甚至明確表示不準供銷人員去廣東做生意……
  全國各地的郵政部門對來自廣東境內的郵品也格外虐待,隨意拆封檢查,在他們的意識里,廣東就是全國黃貨毒品的老巢,精神污染的源頭。
  這種現象也滲透到了意識形態領域。在那些年拍攝的電視和電影中,幾乎形成了一個固定模式,大凡經濟領域的反面人物都被刻畫成了廣東人,說一口粵語。這種現象甚至一直遺誤到今天。
  一段時間,北京曾有這樣的傳言,要將任仲夷撤職,開除出黨。
  經濟特區的思路是鄧小平提出的,但是幾年來,他一直在觀察,在思考,不否定,也沒有肯定,他只是說:“深圳經濟特區是個試驗,路子走得是否對,還要看一看,搞成功是我們的愿望,不成功是一個經驗嘛。”
  境外不少媒體就此大肆渲染,夸大中共高層的分歧,說深圳只是一個試驗品,很可能是犧牲品,最后肯定還要斬馬謖。
  那些年,中國的經濟改革正是全面探索時期,連國務院的官方文件中也表示“要摸著石頭過河”。的確,在那個復雜的年代里,在那個特殊的環境中,處在那個敏感的位置上,任仲夷需要摸的石頭太多了,不僅有經濟的,還有政治的,文化的,稍不小心,這些石頭們就會突然飛起來,無情地砸破他的頭。
  他的秘書琚立明告訴我,年歲的逐漸增大,工作的極度繁忙,心理的重重壓力,再加上生活習慣上的巨大差異,使得任仲夷的健康狀況頻頻亮起紅燈。他的牙齒早就全部脫落了,滿口假貨,吃東西很不方便,且極易損壞,常常要去看牙醫。
  1983年春天,任仲夷明顯感到心律不齊,去醫院檢查,連醫生的臉都白了:他的心跳竟然每天比正常人早搏3萬次。勸他馬上動手術,他笑一笑,說自己身體好能抗得住,拒絕了。又勸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可這無異于與虎謀皮,怎么可能呢?
  任仲夷的工作量之大讓人難以想象。有一個細節可窺一斑,他在任期間極少乘坐轎車,他的專車就是一部12座的豐田面包。為什么?就是為了利用路途時間便于聽取匯報和討論開會。面包車就是一個流動的辦公室,而他就是一臺永遠不知疲倦的機器,每時每刻都在高速地高效地運轉著……
  駕駛著羸弱的身軀,背負著繁重的壓力,任仲夷像一個無所畏懼的孤膽英雄,高擎著自己的靈魂之火,透支著全部的生命能量,義無反顧地行走在廣袤的嶺南大地上。他在探求著一條道路,他在追尋著一個夢想。
  那是百姓的福祉,那是文明的微笑,那是人類的大道!
  ……

他的膽囊又開始隱隱作痛了,愈加劇烈,發展到腹脹,厭食,疼痛難忍。
  1984年元旦過后,他被送進了醫院。膽囊結石,嚴重發炎,必須馬上切除,否則,腹背受敵,危及生命。
  手術開始了,所有的醫生簡直驚呆了,做了這么多例手術,還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畸大的膽囊,畸大的膽囊被撐得鼓脹脹的,隨時可能爆裂,像一個熟透的桃子。打開桃子,醫生們更是嘆為觀止:里面塞滿了16枚圓圓滾滾的結石,大的像鵪鶉蛋,小的似花生豆、黃豆、豇豆……
  哦,怪不得老家伙如此生猛,原來他的膽囊里揣滿了石頭!

哈維爾說: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
  但在中國,政治是一個復雜、危險而又甜蜜的特殊職業,官員們大都只是在使用和享受著政治的特權和舒適,而很少去理解和履行真正的政治責任。其實,真正的政治家,并不僅僅是那些手握國柄、經略風云的股肱巨擘,而是每一個公務員,是不是在各自所處的崗位上盡到了應盡的社會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絕大多數的人都有所欠缺,而任仲夷則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在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職上,竭盡全力,敢踩逆流,不避斧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嶺南開太平,盡到了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能盡到的幾乎全部天職。
  但他又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閱盡滄桑,大徹大悟,洞察世事,知其能所為,亦知其不能為。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一位奮勇的開拓者,冒險者,同時又是一位清醒的孤獨者,失落者。
  任仲夷退休的1985年,廣東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全國第一位。嶺南大地已經全面發酵,物阜民豐,山河肥美,而只有他自己萎縮了。他的體重比上任時減少了近30公斤,身材也矮小了5厘米,他瘦弱成了一個干巴巴、顫巍巍的嶺南阿公……
  卸任前,他又一次去了深圳。站在文錦渡口,眺望著兩岸星河般燦爛的燈光,他笑了,他的笑容一如這星河般燦爛。
  他揮揮手,他要告別這一片燦爛的星河了。
  這是一次平靜而隆重的謝幕……
  任仲夷退休時,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經在這里深深扎根,他決心把自己的余生交給這片土地了。
  生為嶺南人,死亦嶺南土。
  他的身體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像一株粗皴枯朽的木棉樹,但他思維的枝葉依然滴青流翠,他激情的火焰仍舊噴薄迸濺。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其心愈烈,烈烈如火,殷殷似血。他用顫抖的雙手高捧著自己滴血的心臟,向他的后人向這個民族奉獻著最后的真誠……
  他惋惜鄧小平的主要不足是沒有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在經濟改革基本成功之際適時地進行政治改革。
  他大膽建議,中國可以借鑒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創辦政治特區,例如把海南島劃分出去,進行民主試驗,然后再逐步推廣。
  對于“和諧社會”建設,他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慧解:“和”由“禾”與“口”組成,意為人人有飯吃;“諧”由“言”和“皆”搭配,含義人人可說話。所以,和諧社會的基礎應該是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社會民主,言論自由。
  ……
  哦,人之將死,其言亦善。讓我們理解這位可敬的老人的一顆大愛之心吧。

任仲夷晚年交往的多是激進派民主人士。20043月的一天,他突然吩咐兒子把家院的門檻鋸掉。家人大驚,原來是北京的好朋友于光遠要來了。于氏小他一歲,已經癱瘓,出行需乘坐輪椅。于光遠到來后,90歲的他顫巍巍地推著輪椅上的老友,慢慢地在東湖邊散步、聊天,累了,就坐下來,靜靜地看著湖畔晚霞般漫衍的猩紅的木棉花,那是生命的火焰,那是歲月的嘆息,那也是他永遠的遺憾和隱痛啊……

公元200711月,我去采訪的時候,任仲夷已經逝世兩周年了。
  我穿過繁華的廣州街市,去銀河公墓憑吊。浩瀚的碑群中,靜靜地矗立著一塊普通的石碑,碑面上只是嵌刻著他的名字。如果不注意的話,來往的人們根本不會聯想到他。可他的碑石似乎是一塊奇異的磁鐵,吸引了幾乎所有人的目光和腳步。人們站在他的面前,垂首弓身,默默地致敬,或上前撫摸一下石碑,似乎在與主人對話,似乎在與主人握手。而那塊幸運的碑石,早已被撫摸得光光亮亮的,像老人慈祥的笑臉。
  他的兒子告訴我,臨終時,任仲夷早已不能言語,但意識里仍然半明半昧,交代完遺言后,似乎仍有牽掛,便用手指為筆,在兒子的手掌上哆哆嗦嗦地寫字,讓把生前所用的老花鏡、放大鏡、收音機、鋼筆與他的骨灰放在一起。
  哦,可愛的老人,即使在天國里,他也在惦念著這片土地,凝視著這個民族……
  我相信,1000年之后,當廣東的后人們在數念起20世紀時,仍然會敬重他的名字。
  嶺南的疆土上肅立著數不清的木棉樹,像一枚枚火炬,在默默地燃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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